七七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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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命中克星（第1页）

面对外界对自己的非议以及与当朝宰相陷入政治私斗的超级大“绯闻”，刘挚为了顾全自己的声誉和朝廷的体面便主动找到吕大防说他准备上疏请求出京外任以平息外议，否则这三省的工作实在是没法展开和进行。吕大防也表示为了自证清白他也愿意申请出京外放，如果他俩都走了，那么这所有的谣言都将不攻自破。

刘挚随后果然当面向高滔滔请求出京外放，然后他又连续以书面的形式上疏请辞，吕大防不久也同样上疏请辞，但高滔滔都一律予以拒绝。她太清楚这二人是如何惹来了这一身的骚，裁撤吏额并削减官员俸禄和福利待遇这事本就是高滔滔授意他们去干的，他们二人其实是在为她的钱袋子工程而背了黑锅，她如果就这么把吕大防和刘挚给打发走了，那以后谁还敢忠于她？谁还敢为她做事？于是，在高滔滔的反复规劝和安慰下，吕大防和刘挚这才收起请辞之心继续为高滔滔鞍前马后地伺候着。

吕大防和刘挚的留任非但不是此次事件的终章，反而是促使事件变得不可控制的起点。首先，他们二人各自的支持者如今已经撕破了脸，这些人就算现在不为自己的大哥争口气也要为自己争口气。其次，此事过后御史台和谏院已经同三省结下了梁子，言官们和宰执集团再又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局面，这后果不是宰相被罢就是言官被大量外放。此外，不要忘了那些已经被裁以及等待被裁的官吏们，吕大防和刘挚一天不倒他们心头之恨就一天难消。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还没等这些人厮杀起来，身为御史中丞的苏辙倒是忍不住地先开了一炮，他炮轰的对象正是此时担任尚书右丞的许将。苏辙上疏弹劾许将在选用禁军将帅一事上前后反复并有揣摩上意卖友求荣之嫌，许将随即连续上表请求外放。朝廷上下现在到处都是见人就咬的疯狗，他这种不善咬人的老实人除了躲远一点别无其他安身的方法，许将由此以资政殿学士外知定州。

许将这一走让苏辙又坐实了党同吕大防的罪名，因为在所有两府大臣里就许将时常与吕大防意见不合，二人也由此各自心生积怨。苏辙对许将的弹劾在外界看来就是吕大防的暗中指使，御史上官均借此便直接向吕大防和苏辙同时开炮，而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被罢去言职并被责授为广德军知军。

先是成功地打倒了许将，然后又把弹劾自己的上官均给赶出了京城，大文豪苏辙同志继续保持着自己在元佑年间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超强火力。他简直就成了言官们争相膜拜的偶像，而如今他又坐上了宰相吕大防这条大船，其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可是，就连苏辙也没想到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苏辙先是在不久之后的公元1091年正月迎回了自己的哥哥苏轼（在高滔滔的两度催办之下，苏轼在时隔近两年后再又被从杭州召回京城并出任吏部尚书）。次月苏辙再得喜讯，他取代被他轰下台的许将出任尚书右丞从而位列宰执行列。与苏辙一道喜获升迁的还有刘挚和王岩叟，刘挚从门下侍郎晋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从而官拜宰相，开封知府王岩叟则升任为“佥书枢密院事”从而也成为了两府大臣。

由于自己的弟弟苏辙成为了宰执大臣，苏轼出于避嫌的考虑便按照礼制改任翰林学士承旨。然而，这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却招来了一部分人的不满，右司谏杨康国更是直接拒绝宣读这份志书诏命，高滔滔不得已只能下诏让范祖禹宣读诏命。

这些人为什么会心怀不满呢？原因就在于苏轼和苏辙的双双升迁意味着“蜀党”的势力再又卷土重来，这让之前早就与蜀党水火不容且如今已是江河日下的“洛党”瞬间心理失衡，要知道他们的精神领袖程颐同志自从失去了帝师的工作后到现在都还是个普通的教书匠呢！

故事说到这儿，现在让我们抽出时间来梳理一下眼前的这一团乱麻。

首先我们要知道吕大防和刘挚现在正着力给那些被贬在外的变法派官员释放善意，我们之前提到的朝廷先后给吕惠卿、章惇、蔡京、张璪、李清臣等人调职和复官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系列的举动让吕大防和刘挚成了极端保守派眼里的叛徒。

其次就是吕大防和刘挚因为吏制改革的冲击波而陷入了党争的风波一直都没能自拔，而随着刘挚官拜右相也让他们各自的支持者在明里暗里斗得更加不亦乐乎，刘挚这边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吕大防那边则是要将刘挚这一伙人来个一网打尽。诚然，我们前面说过吕大防和刘挚未必就是在纵容手下人相互大打出手，但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把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事实就是眼下的这个局势早就不是他们所能操控得了的，他们已然是骑虎难下。作为身处暴风眼里的两个人，吕大防和刘挚要么得倒下去一个，要么就是两败俱伤双双出局。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随着苏轼的重回京城以及他和弟弟苏辙的双双高升，本已经归于沉寂的蜀、洛、朔三党相争的局面再次死灰复燃。苏轼虽然去杭州躲了两年，可他头上的蜀党党魁的帽子却是一直都没有摘下来，他走到哪里这顶帽子就跟他到哪里。如果说苏轼当年凭借一己之力把洛党给摧毁了，那么苏辙则要更为生猛，这几年里不管你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只要你上了苏辙的黑名单就都难逃被赶出京城的命运。如今他们兄弟二人再次连体，而且苏辙还成了宰执大臣，另外诸如吕陶、杨畏等蜀川籍官员也成了言官，“蜀党”就此在政敌们眼里大有要称霸朝堂之势。

苏轼太能搞事情，苏辙又太能整人，如果再让他们把持了言官系统，那这日子可就没法活了。本着这一理念，一个以“反蜀”为目的和宗旨的政治团体也就悄然形成，而领头的自然是“洛党”的成员。这个人我们都认识，他就是程颐的好学生、之前因为弹劾苏轼而被外贬、外贬之后仍然继续弹劾苏轼继而再被责贬的贾易。

没错，这人早在苏轼此次回京之前就被召回了京城再次出任言官。这其实也算是宋朝官场的一大特色，一个言官越是敢于直言以谏就越是为世人所称颂，倘若因为上疏言事而被外贬或重贬反而能让其以“忠直”名满天下。陆游的外公唐介当御史的时候就是因为敢于当面骂皇帝和宰相而名动天下，而他最初虽然被远贬岭南但最后还是重回京城并在后来官居参知政事从而位列两府重臣之列，所以贾易能够重回京城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相信苏氏兄弟在为他们的重聚和高升而举杯相庆时，他俩的脖子后面定然会感觉有一股冷风一掠而过，原因就在于贾易的那双眼睛在时刻地注视着他们。如果说贾易能够就事论事倒还好说，可问题就在于这个人在私德和修养上有着明显的瑕疵。说白了，他和苏轼之间完全就是私仇和私怨，在他看来正是苏轼导致了他的老师程颐和他自己当初双双罢官并被赶出了京城，而苏轼的所作所为也被他视为奸邪之举，于公于私他都得把苏轼当成一生的死敌加以好生照看。苏轼如果能够一直待在外地做个地方官，那么贾易或许还不会咬着苏轼不松嘴，但只要苏轼敢出现在贾易的面前定然会被咬得浑身冒血。

以上的这三条故事线并不是单独存在，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参与其中的人，他们都是揉在一团的，因而说这是一团揉成球状的乱麻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比如说杨畏这个人，他同吕大防和刘挚都交情深厚，两人对他也都有知遇和提携之恩，可在暗地里他却帮着吕大防的人在暗中搜集刘挚的黑材料。同时，杨畏又被指责是蜀党的重要成员，其自身也是主动去往苏辙的身边靠，如此一来他跟同在御史台为官的贾易也就成了死对头。

总而言之，公元1091年的大宋朝堂虽然表面平静，但实则暗流汹涌，各方势力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分出成败输赢的生死局。

到了这年的八月，各方的终极决战终于打响了！

这一战率先开炮的还是贾易，他一纸奏疏呈上，其目标直指苏轼和苏辙。在这份弹劾奏疏里，贾易先是攻击苏辙早年在制科考试的试卷里攻击仁宗皇帝，然后他又戴着有色眼镜把苏辙近些年的所作所为加以刻意渲染，最后他给苏辙定下了数宗大罪：暗结朋党、欺君罔上、陷害忠良、打击异己、钻营取巧、附会大臣。

相比之下，苏轼就更惨了。贾易不但将乌台诗案旧事重提并以此指责苏轼目无君上，而且还将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期间的种种所为进行了一番体无完肤式的批判。最重要的是，除了这些陈年旧事，贾易还通过这大半年的苦心收集拿出了一份有关于苏轼的新鲜干货：他将苏轼这两年在杭州为官时的种种“劣迹”逐一拿来批判，比如说作诗诽谤先帝和朝廷、横征暴敛、妄兴水利、施行苛政、严刑峻法。

据此，贾易总结道：“苏轼和苏辙其本质和心性就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这二人实乃颠覆江山社稷的倾危之徒。他们兄弟俩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兄弟专国，然后将一众蜀川同党分别安插在各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以此把持朝政。如果朝廷任由这二人继续猖狂下去，那么宋朝迟早会毁在这两人的手里，这二人纯粹就是宋朝版的李林甫和杨国忠。”

还不等苏辙和苏轼上疏自辩，新任御史中丞赵君锡也跟着上疏弹劾苏轼在杭州期间为政有失。面对政敌的突然大举发难，苏氏兄弟的表现截然不同。苏辙一如既往的生猛和强硬，他拿起刀笔用文字的方式拳打贾易脚踢赵君锡誓要跟对方分出个胜负，可苏轼却失去了好斗的心性，他虽然也上疏自辩但同时也主动申请再次将自己出京外放。

相比当年，苏轼这次回京之后已经变得相当低调。在此期间他几乎就没有针对朝政发表过任何言论，更没有想着要如何指点江山并以此造福百姓，他只是老老实实地每天到翰林院去打卡上下班，生怕自己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继而让政敌抓住把柄从而祸及此时已贵为两府大臣的弟弟苏辙，但即使如此他也还是被贾易给揪出来一顿暴打。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苏轼这一次主政杭州的两年堪称其宦官生涯里政绩最为突出的时期。在杭州期间，他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其功德之盛以致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感恩戴德，史称其“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但苏轼的这一桩桩惠及万千黎民的善政到了贾易的嘴里却全都是祸国殃民之举并对其加以疯狂地攻击。面对这种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行为，苏轼不知道自己是该勃然大怒还是仰天大笑，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就此彻底地对政治和仕途感到心灰意冷。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王安石的这句诗或许会被苏轼大加赞赏，但这绝不是苏轼本人心性的写照。作为佛道两家培养出来的高徒，苏轼做事向来不会刻意去追求一个极致，更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既然这大宋朝的顶级官场已经污浊至此且容不下自己，而他也对政治斗争的凶险和政治倾轧的肮脏感到烦不胜烦，那么他唯有再次请求外放才能让自己重获身心的安宁。

此事最终以苏轼和贾易的双双罢职而告终，贾易也就此再度以自爆的方式与苏轼“同归于尽”。贾易被罢为庐州知州，苏轼则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也因为在此事上涉嫌诬告而被罢为吏部侍郎并出知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