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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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举步维艰（第1页）

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苏辙同志的表演。

苏辙先是在御前会议上当面驳斥了吕大防和刘挚所提出的关于对外贬的变法派官员进行政治安抚的构想，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极其天真和愚蠢的想法，会议结束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地写了一道他反对向变法派官员施恩的奏疏。

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苏同志在这里面都发表和阐述了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观点和见解。

苏辙的奏疏开篇就高举君子的大棒将变法派的那些所谓的奸邪小人全部一棍子抡倒在地，他说：“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如今就因为那些受到惩处的奸邪小人心中有愤懑之气，所以朝廷竟然想着要照顾一下他们的感受而对其以高官厚爵加以抚慰，这可真的是闻所未闻的古今奇谈。依臣看来，将那些奸邪小人贬到外地去做官可以最大限度地将其危害性降到最低，如果将其召回朝中就如引贼入室一般荒谬至极。再者说，君子和小人本就势同水火，放在一起必然纷争不断，而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为了名节和脸面会在与人纷争时主动退让，而小人毫无廉耻根本不会在乎什么名节。纷争之下，这朝堂之上哪里还有君子的立身之所？所以，陛下切不可对小人心怀仁慈之心，否则他们一旦回朝必然戕害朝臣中的正人君子，祖宗的江山社稷也将毁于一旦，到了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这很明显又是一篇喜欢以君子进行自我标榜的宋代文官所惯用和擅长的议论文，苏辙也如他的前辈们一样一上来就把自己放置于道德君子的制高点上，可问题是自封的君子就真的是君子了吗？那小人可不可以也自封君子然后指责站在他对面的人才是小人呢？

另外，保守派这些年对变法派的穷追猛打以及无休无止的窝里斗早已让其在天下人面前丑态尽显，难道这也是君子所为吗？具体到你苏辙身上，章惇当年为了替乌台诗案里的苏轼脱罪不惜当面辱骂意图置苏轼于死地的宰相王珪，可你苏辙又是怎么对待你哥哥的这位好友加恩人的呢？恩将仇报的人竟然也敢厚着脸皮说自己是君子？再者说，你苏辙说君子斗不过小人，那么变法派的那些奸邪小人又是被哪些人给集体轰出了京城？你这不是在疯狂地抽自己耳光吗？

最重要的，吕大防和刘挚之所以要请求加恩于变法派的官员其目的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止哲宗亲政以后不再搞党派对立和清算吗？可苏辙又在干什么？说难听点，这就是典型的鼠目寸光，苏辙这个时候仍然将个人私怨和党派之争置于国家利益至上，如此可谓君子乎？都说书生误国，其实这句话用在这里应该改为君子误国才更为恰当，古往今来败坏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恰好就是那些以君子而自居的所谓“清流”。

苏辙的这道奏疏一上立即赢得了高滔滔的强烈共鸣与喝彩，她当即命人当着所有两府大臣的面宣读苏辙的这份奏疏，然后她对众人说道：“苏辙以为朝廷要兼用正邪，可实际上老身毫无此意，但他的这份奏疏可谓言极中理！”

高滔滔此言可谓一锤定音，吕大防和刘挚听了这话之后在下面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们想要让新旧两党从此实现政治和解的愿景也就此是胎死腹中。不得不说，苏辙在这件事情上堪称“居功至伟”。让人好奇的是，几年后，当哲宗亲政之时，当重新掌权的变法派开始对保守派进行政治报复之时，当苏辙本人以及他的哥哥苏轼随同一众保守派大臣逐一被贬之时，苏辙会不会对自己此时的所为悔不当初呢？

尽管在试图让新旧两党实现政治和解的道路上遭遇重创，但吕大防和刘挚并未放弃在这方面的进行新的努力和尝试，这事既然不能一蹴而就，那就只能徐徐图之。说句公道话，当年身为言官的这二人在打压变法派时着实出力不小，可此时他们的所思所为还是对得起国之宰辅这个头衔。在这件事情上，或许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私心，但这件事倘若能够做成必然是宋朝之幸。

一年后的公元1091年5月，在吕大防和刘挚的建议下，高滔滔竟然同意并下达了一份诏命：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吕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这道诏命意味着吕惠卿从此结束了被朝廷监管且被限制活动范围的政治犯身份，而且他还复官为正五品的中散大夫。作为熙宁变法期间变法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的这次复官无疑是朝廷在向变法派和新法的支持者清晰地传递出了朝廷想要实现政治和解的信号。

不出意外的是，此事立即招来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这其中尤以此时已经升任为中书舍人的孙升和升任为枢密都承旨的刘安世反应最为强烈。作为老牌言官，这二位如今已经靠着一张利嘴荣登高位，眼看着自己曾经极力打压的奸邪竟然有东山再起之势，他们自然是没法稳坐钓鱼台，可皇命既下岂有轻易收回的道理？更何况，你二位现在也不是言官了，二人在一番抗辩无果之后最终也只得无奈地接受现实。

三个月后，因为当初被人弹劾贱买民田而被降贬为通议大夫的章惇也官复右正议大夫。此时已经升任为给事中的朱光庭立马跳出来表示反对，可这同样反对无效。同月，在吕大防的奏请下，龙图阁待制、知郓州蔡京又被调往陕西担任永兴军知军，吕大防还奏请将原两府大臣、永兴军知军李清臣召回京城拜为吏部尚书。

吕大防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实现他的那个长远大计，但他也自有一番合情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现在六部官员出缺。得知此事后，此时已经升任开封知府的王岩叟伙同范祖禹和苏辙联名反对李清臣出任吏部尚书，而且他们还威胁说如果朝廷执意如此必将引来台谏官员的集体震怒以致朝局再次动荡。如此这般，李清臣的回京之路也就被打断，他最后只得去成德军担任知军。

在遭遇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吕大防和刘挚的努力也到此为止。可以说他们尽力了，但这距离新旧两党实现政治和解还远远不够，但他们又能如何呢？他们倒是还想继续为此而努力，可反对者们对他们的忍耐极限也到头了，刘挚不久之后更是因为这些事而丢官罢职，吕大防也因此而不敢再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君子们在这一战里终于是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可代价却是异常的惨重，但这种代价不是出在他们身上，最终来为此而买单的是整个大宋王朝。

如果说吕大防和刘挚对变法派施行的怀柔政策仅仅只是让极端保守派感到恼火，那么接下来的吏治改革则让吕大防和刘挚将自己置身于整个官场的对立面。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事。

提到元佑年间的这场吏治改革就得说一下之前神宗时期的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然被视为神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政治功绩，但实际上它很难说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吏治革新。它确实精简和缩编了一些机构和官员，由此也为朝廷节省了一大笔财政开支，但神宗所期望的提高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这一目的却并未达成。究其原因，这就涉及到了人性的复杂，因为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其本质都是一群以升官发财为己任的官僚，更是一群想要为自己的子孙谋取政治利益的好家长。

宋代的恩荫制度不知道养肥了多少个官员家庭，如果真的按神宗的旨意执行改革，那么官员们以后还怎么恩荫自己的后代？而且，一个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宰相还是普通的馆阁官员，他想要在官场上长久立足就必须得为自己编织出一张关系网，维系这张关系网的方式和途径自然就是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可不是什么送钱送物，而是一顶顶闪闪发光的乌纱帽，具体来说就是你提拔我然后我反过来帮助你迈上更高的台阶。

我们说这些跟元丰改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关系就在于元丰改制虽然裁撤了一些衙门和职能机构，但正所谓倒庙不倒和尚，那些官员依然还是继续当他的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庙而已。官场上有一句俗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虽然对现有的机构以及所需官员的数量设置了具体的名额，可这个名额到底该是多少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智慧”。更何况，即使你是宰相你也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如果一个衙门你只安排了一个副职，但最后你绝对会让整个衙门的人对你怨声载道，这其中甚至包括那个被你提拔为副职的人，因为你把他给累着了。反之，如果你安排了四五个副职，那你极有可能被所有人交口称赞。

这就是官场（职场）上的人情世故，在涉及个人和自身所处团体的切身利益时，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能免俗，毕竟君子也需要抱团取暖。元丰改制时期所产生的最大祸患就此问世，那就是庙里的钟虽然减少了，可敲钟的和尚一个也没少，之前一口钟可能是两个和尚来敲，而现在则有可能是四个甚至是八个或十个来敲这口钟。

吕大防和刘挚之所以要在这时候进行吏治改革其原因当然是因为身为宰执大臣的他们要为元丰改制清理遗毒，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自从新法被废后朝廷的收入明显减少，所以他们不得不开始想着如何节流。参考如今的各个行业，每当钱袋子开始紧缩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都会首先想到如何削减开支，裁员更是司空见惯的手法，更有甚者连食堂早餐里的鸡蛋和厕所里的卷纸也不会放过。

古往今来，这种事从来都是出力不讨好，谁敢挑头必然落得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悲下场，而吕大防和刘挚这一次则是更为凶险，因为他们举刀砍向的群体可不是老百姓，而是整个官僚集团，这事换了是王安石也得汗如雨下且头大如斗。但是，有病就得治，这事既是身为宰相的工作职责，同时也是高滔滔以皇帝的名义所布置的工作任务，吕大防和刘挚想甩也甩不掉。问题就在于，这事应该怎么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