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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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以贤为师（第1页）

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宋朝第一大文豪苏轼少年时期的偶像是谁？他人生的第一个志向又是什么？如果不知道，我们将在本章的末尾揭晓答案。

贾易的再次被贬并不意味着苏轼的好日子就来了，也不意味着贾易从此就彻底老实了，更不意味着所谓的蜀党就此一家独大无人敢招惹。以程颐为尊的洛党现在暂时偃旗息鼓了，可自汉唐以来就在历代中央王朝占据核心统治地位的中原士大夫集团又挺身而出站到了了苏轼的对立面，这就是所谓的朔党。

这个“朔”其本意之一就是指北方地区，具体到宋朝就是泛指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而苏轼是蜀川人，这从地理位置上就决定了这些人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苏轼一步步地得势。尽管有宰辅重臣的赏识，尽管有当朝摄政太后的青睐和庇护，可宋朝的言官连宰相和皇帝的屁股都敢打，苏轼只是一个翰林学士又岂能幸免呢？而且，你苏轼眼下这么红且又这么不知收敛到处以一个治世能臣的面目示人，你这分明就是当年的王安石再生，难道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王安石第二啊？就算你是王安石第二，可这也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所以你苏轼别想有好日子过，你肚子里的那些小心思也别想得逞。

如果说洛党对苏轼的攻击只是出于领袖受辱的私愤，那么朔党不容于苏轼的原因则是因为政治因素。在神宗时代，从王安石秉政开始到神宗驾崩，北方士族集团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片萧条惨淡之景象，宋朝的整个朝政大权几乎全被南方人把持，江西人、福建人、四川人大把大把地涌入了开封。这一时期北方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尚且只能在远离京城的地方苟且度日或是干脆直接找地方养老，那么身为其门生故旧的这些小官僚的处境无疑更是艰难。俗话说得好，朝中有人好做官，南方人数十年如一日地把控着朝政大权，这些北方的士族精英想要在仕途上登凌绝顶完全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局。

现在神宗死了，保守派成功复辟，经过司马光的一番整顿之后，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南方系大佬都已相继抱头鼠窜，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北方人重回权力巅峰的大好时机吗？现在洛党虽然倒了，难道我们要让苏轼这么一个蜀川人再又把我们的美梦给打碎吗？做梦！

我们前面就已经提到过，当苏轼刚被升任为翰林学士时就有人跳出来坚决反对朝廷重用苏轼，前面王觌也刚刚才上疏提醒高太后和皇帝要小心苏轼的那颗骚动不安之心。如果说在洛党完全失势前这些人对苏轼的打压还表现得有些含蓄和遮掩，那么在贾易再次被贬之后他们的行为和言辞及其用心就显得极为的露骨。

前不久才升任监察御史并在后来的徽宗朝与蔡京一同出任宰相的赵挺之在这年的除夕到来之前突然向苏轼发难。他在一份弹劾苏轼的奏疏里说道：“苏轼关于治国理政之论都不过是战国时期的纵横之说，完全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此人其实难堪大用。更让人不得不小心提防的是，苏轼在之前的学士院考试中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这些乱臣的篡汉之术为题更是充分暴露了其本人的险恶用心，倘若朝廷有朝一日让苏轼得志，那么此人将无法无天且无所不为！

赵挺之的这道奏疏让苏轼的这个春节大长假过得很不安生，他很担心赵挺之会成为第二个贾易，因为赵挺之当年在参加馆阁官员考试时曾被苏轼斥责为品行不端的敛财之徒，这自然让赵挺之对其恨得牙根发痒。如今赵挺之成了监察御史，苏轼的苦日子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联想到自程颐被贬出京后自己接连受到言官的无端指责，苏轼也预感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公元1088年注定将是步履维艰之年。

果不其然，春节大长假刚一结束，苏轼就又被人攻击了，此人正是不久前才刚给了苏轼当头一棒的王觌。这一次王觌直接就在奏疏里开始对苏轼撵人，他说苏轼这个人舞文弄墨确实是一把好手，但在理义上面却是一个瞎子，此人根本就不懂治国理政之道却还总是喜欢夸夸其谈。如果让苏轼一直久居朝廷，那此人必会整些稀奇古怪的幺蛾子出来，到头来吃苦受罪的还是国家和老百姓。所以，对于苏轼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出京去做一方郡守，如此才能让那些总想搞些花样出来的官场投机分子引以为戒。

这已经是赤裸裸地在赶人了，可问题是苏轼真的犯了什么大错特错吗？他到底在此期间都做了或说了什么让这帮人对他如此看不顺眼呢？

具体来说，苏轼做了两件事，其一就是反对朝廷将多年以前就改道北流的黄河再改回东流故道，其二就是西夏大举入寇泾原路杀掠宋朝军民数万人，可宋朝不但没有进行反击更是连问罪之举都没有。苏轼认为宋朝不该如此纵容西夏，长此以往恐为衰乱之象。

苏轼不过就是对当下这个毫无勃勃生发之气的朝廷和国家提出了自己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点看法和建议，他甚至都没有提到要改良法度，更没有试图去触碰官僚集团的切身利益。相比当年同样只是个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拿出了一整套富国强军的改革理论和具体措施，苏轼的这种行为连毛毛雨都算不上，可仅凭这些就足以让某些人把他当成又一个潜在的祸国害民之徒进而对其严加防范。

事实上，苏轼想要复制王安石的政治模式几乎是毫无可能。王安石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着一套健全的思想理论和具体的现实发展规划，那是他几十年为官生涯的心得和总结，可苏轼在这方面着实与王安石不在同一个层次。他不是什么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家，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和能耐，他就想活在当下，只是想把眼前所看到的坑坑洼洼给填平了，仅此而已。

再者说，就算苏轼想要大动干戈来一场社会层面的改革，但高滔滔肯定不会同意，文彦博、吕公着这等须发皆白堪称镇国柱石一般的朝廷重臣也不会同意。这些人都喜欢并且极度地欣赏苏轼的才华，这个一点也不假，可如果说这三个都已经七老八十的老大爷和老太婆会对社会改革有兴趣就纯属扯淡。此时身处帝国权力顶峰的他们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唯一所期望的事恐怕就是一个稳定，对他们而言，只要不是辽国人杀到了开封城门口，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有鉴于此，即使苏轼真如某些言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内心骚动的不安定分子，是一个想搞事情的政治投机分子，可苏轼一旦真的蹦起来就会发现他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反对者之所以坚决反对朝廷重用苏轼或许只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地域歧视，北方士族集团的代言人不希望哪天再由一个喜欢折腾的南方人来主持朝局，其二便是这些人被之前的王安石和吕惠卿给虐出了心理阴影，但凡谁的身上有当年王吕二人的影子都会让他们毛骨悚然继而神经紧绷并由此产生过激反应。

面对这群神经过敏的“神经病”，苏轼又是怎么做的呢？之前有人指责他是蜀党的党魁并与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在进行着各种明里暗里的相互攻讦，苏轼为证清白自请出京外放但被拒绝，如今朔党又在指责他是一个包藏野心和祸心的政治投机分子，苏轼的选择是不予理睬依旧我行我素。

王安石开始变法时，苏轼认为新法的某些法令实属害民之举所以坚决反对，司马光当政并开始全面废除新法时，他认为司马光过于激进所以极力抗辩。这样做虽然让苏轼显得有些里外不是人，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在为国言事，他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什么党派，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看到苏轼再次将自己置身于舆论的风尖浪口，毕仲游给苏轼写了一封劝诫信。他劝告苏轼要小心祸从口出，你的那些话有人听了当然喜欢，可有的人听了则会对你心生怨恨。喜欢你的那些人未必会真的出手帮助你，但怨恨你的人却会因此而找到攻击你的口实。你既不是谏官也不是御史，你身为一个翰林学士却总是在指陈时弊且毫不顾忌这样做可能会得罪朝中的某些利益集团，你这样做不但将自己置身于险境，而且最后很有可能一事无成。

毕仲游说这番话当然是为了苏轼着想，他希望苏轼能够明哲保身，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如此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能太平度日长享富贵。可是，苏轼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也就不叫苏轼，而是应该改名叫晏殊或者王珪。

苏轼死后，他的墓志铭是由他的弟弟苏辙撰写的。在苏轼的墓志铭里，苏辙在开篇阶段讲了一个故事：苏轼十岁那年，他的母亲程氏给他读讲《汉书·范滂传》。

这个范滂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官员，也正因为他的正直不阿而得罪了朝中的权贵和势力庞大的宦官集团。公元169年，在宦官集团的操纵和逼迫下，汉灵帝刘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并诛杀一批“乱党”，范滂的大名赫然在列。为了不连累他人和家小，范滂主动投案并在不久之后被押赴刑场处死。临刑前，范滂的母亲前来与时年仅三十三岁的儿子诀别，范滂泣不成声地对母亲说道：“我死之后自有弟弟代我尽孝，孩儿忠于大义死得其所，只希望母亲能够节哀顺变不要为孩儿的死而过度悲伤。”

范滂的母亲回道：“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憾？为母能够有你这样的儿子此生亦无所憾！”

小苏轼听完这个故事感动得无以复加，他抬起小脑袋向母亲问道：“如果我将来也去做一个像范滂这样的人，妈妈你会同意吗？”

程氏沉吟片刻，然后笑道：“如果你将来真的做了范滂，那妈妈自是范母第二！”

苏轼当即表示将来如果有机会定做第二个范滂，程氏不无欣慰地笑道：“吾有子矣！”

我们突然说这个事没有别的用意，只是为了说明苏轼这一生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可以解释为他是在践行当初对母亲的那番允诺——他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就一定会坚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