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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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写在故事旁边（第1页）

给小说加注释是一件特别傻的事儿，但我又总是忍不住。

一方面，我希望读者能在故事中体会到乐趣；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提醒他们，故事毕竟和正史不同。出于责任感，我必须把两者都呈现出来，由读者自行判断。

就从宣德皇帝的登基开始说起吧。

朱瞻基的登基过程，在历代帝王中不算最复杂，但绝对是最匆忙的一次。

明太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之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改次年为洪熙元年。他甫一登基，就惦记着把都城迁回南京，并着手开始筹备。（朱棣的年号为“永乐”，庙号是“太宗”。一直到了嘉靖年间，才改为“成祖”。所以在嘉靖年之前，明人只知有明太宗，不知有明成祖。）

就在朱高炽忙着筹备迁都事宜时，老天爷却特别不给面子。从洪熙元年的二月到五月，南京一口气地震了三十次，密集到令人生疑。古人讲究天人感应，如此频繁的地震，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征兆。洪熙皇帝无奈之下，只好先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安抚。

朱瞻基离京之后，先至凤阳拜谒皇陵，然后再抵南京拜谒孝陵。没想到他离开后不久，五月十一日，洪熙皇帝在紫禁城中突然重病。

这里用“突然”二字，并不夸张。根据《仁宗实录》记载，五月十日他还在接见来自云南的土官，没有任何异状。没想到转天就“不豫”了。洪熙预感到自己不行了，遂召见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淮、杨荣等人，由杨士奇草拟敕书，派中官海寿即刻启程，赶去南京通知太子。

海寿是朝鲜裔，永乐年间就在内廷供职，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途中在榆木川去世，也是他和大学士杨荣一起，急急忙忙赶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炽。所以这活儿他很熟。

海寿刚刚离开京城，洪熙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十二日，他已从“不豫”转为了“大渐”，当晚崩逝于钦安殿内。

到底洪熙皇帝的急病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最不靠谱的一个说法，来自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说：有个叫赵忠佐的朝鲜通事来京城，到处打听八卦，有人告诉他说是“天震之”，就是被雷劈死了。赵忠佐回去之后，绘声绘色地讲给朝鲜君臣听，这事遂写进了实录。

陆釴所撰《病逸漫记》中，对洪熙之病做了更详细的记录：“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

可见朝鲜人纷传的“雷劈而死”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说法，居然还有流言说是有人想毒杀张皇后，却误把洪熙皇帝毒死了。但这些说法都被雷太监否认了，说真正的病因是阴症。

“阴症”是一个特别宽泛的说法，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洪熙皇帝纵欲所致。他体态肥胖，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如果不忌床笫之事，很容易造成问题。仁宗朝的一位臣子李时勉，就曾谏言洪熙“暗中不宜近妃嫔”，结果被恼羞成怒的天子投入了监狱，差点打杀。

而李时勉有个同事叫孙汝敬，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说“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憸壬”的意思是“奸佞”，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洪熙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都是那些奸佞小人进献金石药方所致。

从这些零碎的线索中，我们大概可以猜测——洪熙皇帝平时沉溺床笫之欢，势必要通过外界进献的药物来进行补助。这些壮阳药物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终于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造成了严重后果。朝廷为了掩盖这个死因，只好笼统地称之为阴症。外界则因为病发太快，又传出了雷劈的谣言。

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而已。究竟暴毙与纵欲之间有什么相关性，纵欲和服食金石有什么联系，甚至洪熙皇帝的生活作风到底算不算纵欲，都无从得知。要知道，明代的文人最喜欢夸张，君主哪怕多在后宫待一天，到他们嘴里都可能算是荒淫无度，进而推导出国将不国，痛心疾首。

所以这个猜测，只是聊备一说罢了。

洪熙皇帝去世的时候，朱瞻基已经抵达南京。根据《明史》记载，他接下来的日程是：“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

洪熙皇帝病重是在五月十一日，同日海寿紧急出京去召还太子。而朱瞻基是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并在六月十二日登基。从五月十一到六月初三，前后二十二天，两京之间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合一千一百多公里。考虑到还要扣掉海寿赶路的单程，时间十分紧张。

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害死洪熙皇帝的正是太子朱瞻基。因为从日程上来看，朱瞻基如果等海寿抵达南京后再返回，根本来不及。他能在六月三日抵达良乡，一定是提前返回。他为什么会提前返回呢？自然是因为太子早知道皇帝要死。

这个说法，源自对明代的邮传系统不太了解。

明代的邮传体系从移动方式上来分，可以粗略分成水递、马递与步递。前两者顾名思义，是靠船只与马、驴等进行消息传递。步递则是靠人的脚力递送。

和直觉不同，明代的公文传递靠人力为多，而且速度不比马匹慢。在驿道之上，会设置有许多个急递铺（到明中期逐渐与驿站合并），两铺之间相距均为十里。铺内驻扎有少壮铺兵，腰系铃铛，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飞跑而出，直到下一铺。

根据规定，两铺之间的这十里距离，铺兵必须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跑完。两华里折算一公里，也就是说，步递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六七公里。如果大家对这个速度没概念的话，我这个胖子日常健身，每次会跑上五公里，三十二分钟之内完成。

那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完成这个路程，非常轻松。

当铺兵跑到下一铺之后，会有另外一个铺兵等候在那儿，交接文书之后，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冲出去。就这样轮换接力，铺段相接，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状态前进，无须考虑休息。这种传递方式昼夜不停，二十四小时之内，理论距离可以跑出约一百五十公里，三百里地。

这个速度，已和寻常马递的速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一封文书从北京发出，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理论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昼夜不停，速度会更快——所谓“八百里加急”。当然，这个“八百里加急”只是理论值，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实际上日行五百里，也就是两百多公里。不计成本的话，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因为还要考虑黄、淮、长三条大河的涉渡。）

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而“召还太子”，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

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发，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同时也会发出一封信函，通过马递先发通知太子。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及时返回。

换句话讲，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接下来，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这个时间虽然很赶，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宣宗实录》的说法，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寿出发时，带着的是“上不豫”的消息，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那么南京这个传言，到底何时兴起？又是从何而来？

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以讹传讹，从“不豫”变成了“驾崩”，谣言歪打正着，反成了预言。

无论如何，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必须小心，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还有人建议，不要走驿路官道，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从这些提议来看，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而且就在归途中。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都太耽误时间。他这样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心？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颇有决断。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即刻返回，这种反应速度远远超出别人预料，根本反应不及。朱瞻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风险都得冒。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驲道驰还北京”。驲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陆驿还是水陆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