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4章鏖战中原 (第2/2页)

2月5日，我军在沔阳故家台再歼日伪军数百人。

侏儒山战役历时两个月，我军歼日伪军5000余人，威震武汉。此后，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大减。

至抗战结束时，新四军五师已发展成为5万正规军、30万民兵的强大人民武装力量，并以伤亡1.32万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俘虏日伪军4.37万人，根据地横跨鄂豫皖湘赣五省，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华中主力。

新四军第五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辟建立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使鄂南成为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粤湘边界敌后的桥头堡。

鄂南抗日根据地包括鄂城（今鄂州市）、大冶（今黄石市大冶市）、武昌（今武汉市江夏区）、咸宁（今咸宁市咸安区）、蒲圻（今咸宁市赤壁市）、嘉鱼、通城、崇阳、通山、阳新十县及湖南岳阳、临湘、江西瑞昌的部分边界地区。

鄂南位于长江之南，扼守长江水路和京广铁路交通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北伐战争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打响全国农民秋收暴动第一枪的鄂南秋收暴动，均发生于此。

全面抗战爆发后，鄂南成为武汉保卫战的外围战场，武汉沦陷后鄂南又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南部对占领武汉日军形成战略包围的战略区域，形成连接华中与华南的重要战略枢纽。

新四军第五师开辟鄂南打开了鄂南抗战的新局面。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鼓舞了鄂南军民抗战斗志。

全面抗战爆发后，鄂南于1937年10月恢复建立了全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阳（新）通（山）中心县委、岳（阳）临（湘）通（城）中心县委，发展基层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但是，党组织尚处于隐蔽或半隐蔽状态。在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形成之后，仍有反动派对共产党采取敌对行动。

如1937年8月下旬，曾任湘鄂赣省委西北代表团领导的河北特委书记刘行之就被通山县梅田民团头目杀害。

党在当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影响较为有限。到1938年，经过鄂南各级党组织的艰辛努力，才建立有多支游击队。

如：通城县抗日游击队、崇阳县抗日游击队、咸宁自卫大队第二大队、大冶县抗日游击队、梁湖抗日游击大队……

每支队伍只有十几人或三四十人，人手没有一支枪。

1941年春，鄂南抗日挺进队与鄂城及武昌沿江游击队合并，成立新四军鄂南独立第五团，亦只有指战员100余人。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仍有不少国民党军政高官很悲观，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开辟鄂南，主动与日伪军作战，教训制造摩擦的顽军，打击祸害百姓的土匪，开展抗日宣传，给了人民群众和抗战官兵极大的鼓舞。

他们的行动，使人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群众对新四军由衷赞叹地说：“老红军又回来了！”

当地至今还在传说日本侵略者也承认：“一个日本兵能抵十个国民党兵，一个新四军能抵十个日本兵。”

二是建立了鄂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四军第五师在开辟鄂南根据地斗争中，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顽军的斗争“有理、有节、有据”。

1942年5月14日晚，新四军第一梯队东路部队初到鄂南，在阳新沙林、玉树一带受到第九战区第十九支队（阳新自卫团）程金门部的阻挡，新四军只将其缴械。

17日，东路部队到达阳新大王殿、太子庙一带，程金门倾其全部武装前来阻击。新四军派人与程金门联系，愿与他们共同抗日，遭到拒绝，新四军被迫将其击溃，俘敌300余人。

后通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成了程金门与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合作，程金门担任了阳（新）大（冶）县政务委员会副主席和阳大人民自卫团团长。

新四军西路部队到咸宁不久，就先后成立县委和中心县委，建立敌后武工队，建立统一战线，发动和依靠群众，把根据地搞得没有一个汉奸，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土匪，没有一个坚决反共的家伙，有生人来和出现异常现象，都向新四军报告。

不少敌据点有我们的内线，敌人一抬腿，新四军就会事先得到情报。后来，四十一团政委罗通病倒，竟被安排在咸宁柏墩日军据点下一个维持会会长家中养病三周，得以康复，重返前线。

三是建立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2年5月2日，一支抗日队伍跨过长江天堑，挺进鄂南，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是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主力，称第一梯队，分东、西两路。

西路部队由十四旅四十一团团直及二、三营和鄂南独立五团共500余人组成，由四十一团政委罗通和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率领。

东路部队由十四旅四十二团一、三营、旅直和地方武装近1000人组成，由旅长吴林焕、副旅长熊作芳和政治部主任夏农苔率领。

同年7月27日，由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和十四旅政治委员张体学率特务团和四十一、四十二留在江北的部队，组成挺进鄂南的第二梯队，奔赴鄂南。

十四旅进人鄂南后，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挥游击战的优势，英勇顽强，灵活机动，迂回作战。

遇到敌人大部队清剿时，我军就只留下小部队与敌捉迷藏、牵制敌人，主力返回江北。

敌人主力调开，新四军就又打回来。新四军凭借这种“骑江作战”的战术，驰骋于大江南北。

1942年8月，鄂南政务委员会成立，标志着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形成。

1945年2月，长江地委代书记、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奉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之命，率四十团、四十一团等军分区主力，配合由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卓然，政治部主任王恩茂率领的由八路军三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支队，挺进鄂南。

他们打造南下支队开辟广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桥头堡。经过对日、伪、匪、顽的一系列打击和向湘北的跳跃作战，湘鄂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

5月6日，南下支队根据毛主席5月4日来电指示在通山县山口铺召开中共湘鄂赣边区第一次会议，成立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王首道任书记。

随着湘鄂赣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包括鄂南在内的湘鄂赣边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

6月27日，新四军协同南下支队取得山口铺战役胜利，歼敌400余人，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从南部对占领武汉日军形成战略包围，构成连接华中与华南重要战略枢纽，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四军第五师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勇立潮头，担当使命，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下了壮丽诗篇。

在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新四军第五师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人民军队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新四军第五师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最本质的是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开拓创新。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后，中共湘鄂赣特委机关遭受破坏。但是，党员干部的理想没有动摇，信念没有熄灭。

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亲自到江北寻找党组织，并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接受其指示。

1940年4月，国民党再次制造“平江惨案”，重建的湘鄂赣特委机关再次被破坏，中共鄂南代表团与之失去联系。

6月，鄂南党组织多次派人到江北寻找党组织，终于联系上鄂豫边区党委，并向鄂豫边区党委汇报、请示工作，主动接受鄂豫边区党委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为加强对下级和人民群众的领导，而且表现在特殊情况下主动寻找上级及没有隶属关系的上级领导。

不怕牺牲是关键。1941年7月6日晚，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第五师鄂南独立五团遭遇“夏家榜事件”，遭日军袭击。

中心县委书记黄全德等人由于得到群众掩护本已脱险。但是，敌人将全村群众生命作筹码，威胁群众交出新四军。

黄全德和独立团团长王苏等18人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保全了群众的生命。

1942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咸宁制造“白茅山事件”，袭击鄂南政务委员会及地方抗日武装。鄂南政务委员会主任吴师筑和中共嘉（鱼）蒲（圻）临（湘）工委书记张进、咸宁县委书记陈觉生，在率领部队向梅山峡转移途中落人顽军的伏击圈。

吴师筑见顽军疯狂扫射隐蔽在芭茅中的工作人员并搜山，为挽救同志，毅然走下山，被押到驻在江西修水县的第三十集团军司令部，惨遭杀害。

1945年8月，两次担任中共阳（新）通（山）县委书记的新四军窦家桥地下联络站站长窦联顺率新四军游击队在通山黄沙遭遇日军。激战之后，窦联顺带领两名战士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开拓创新是保障。新四军第五师紧贴武汉，处于日伪和顽军的夹击之中。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坚持原地，开辟鄂南”的战略方针。

1941年6月14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就在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和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的复电中指出：

“目前五师是处在敌伪和顽军双方夹击和压缩的紧张中，先念7日电提出坚持原地，开辟鄂南的意见基本上是应当的。”

开辟鄂南敌后战场，创建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既可以与隔江相望的鄂东黄冈、蕲春、黄梅、广济连成一片，还可以东与皖东、赣北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根据地连接。

既可以改变五师孤悬敌后的处境，减轻敌伪和顽军对鄂豫边区的压力，扩大五师回旋跳跃的范围，还可以与天门、汉川、沔阳的新四军第五师兄弟部队携手向南发展。

从而形成对武汉日军的包围，实现新四军军部“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战略意图”，创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基地。

正是由于李先念等新四军第五师领导人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才得以建成鄂南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