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9章 扩红,扩红 (第1/2页)

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外，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

粮食是生存的基本，但经过数年战争，1933年春，已出现严重缺粮问题。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

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严厉规定：“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

同时国民党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这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

1934年2月召开的苏区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

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

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

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

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后，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

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逼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的严重事件。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根据毛主席的调查，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

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的地步。

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

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用于食用后，屡有中毒情况发生。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

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

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

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作为红军主力的“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

福建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当时红军的状况，正如红军将领所描述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