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5章 五项秘密协议 (第2/2页)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会议内容泄露。

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谈判过后，由封天宇他们保护首长们离开罗浮镇回到瑞金。

谈判过后，粤方代表杨幼敏也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

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

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变得更加大方起来：

“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是！”杨幼敏高兴地执行去了。

这次陈济棠方面联系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情况是真的。有人说陈济棠主动联系的可能性不大。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没有红军缓冲，他就立即有灭顶之灾。

而且，他联系红军的举动一旦暴露，也将陷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为当时充当陈济棠政治资源及后台的，主要是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

但如果是被动或不得已而与红军联系，至少稍微说得过去。

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就对陈济棠的尴尬处境有认识，甚至洞悉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微妙关系。

毛主席早在1931年就明确指出，不能使蒋粤妥协一起反共。

长征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就指出，如果陈济棠与红军作战，“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

由此可做出判断，“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

虽然不能判断谁先谁后，但苏区方面肯定是有充分准备的。

早在1933年11月，红军和广东方面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停战谈判。

而大约在1934年8月前，双方就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并且设立了联络电台。

红军方面其实早就对陈济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934年9月，朱德就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开导：“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

可见红军与陈济棠接触，乃基于民族大义。

朱德又指出了陈狼狈而危险的处境：“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

外有日寇侵略，内有蒋介石进逼，两广这么一个小格局，不能自保，连亡国都有可能。

朱德的信还提到，如果陈还保持犹豫状态，则“福建之役可为殷鉴”。

所谓福建之役，是指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的义举。

最后，朱德的信件提出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

后来双方的谈判结果，也是以此信提出的五项协议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