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5章 经验与教训 (第1/2页)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对中共各根据地的“围剿”。

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

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

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

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

他充分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

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

“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积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

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

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

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

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