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笔趣阁

第1章 圆仁：最后的旅行（第2页）

但祖宗留给他的家业是一个烂摊子：改变整个李唐王朝命运的安史之乱的平息并不来源于中央政府压倒性的军事胜利。相反，朝廷对于河北地区反复的叛乱焦头烂额，为了让叛军投降，玄宗的儿孙肃宗与代宗一边以昂贵的代价请求回纥出兵，一边大力地封赏愿意投降的叛军。许多安禄山与史思明的部下与亲戚因此口头投降，改换名头，在河北划地为王。从此，河北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幽州）就成了中央政府胸口拔不动的一把匕首。

之后，所有李唐皇朝的皇帝们面前都摆着同样内容的考题：怎样处置拥兵自重划地为王的河朔三镇节度使？怎样处置不断想模仿河朔三镇的其他节度使？怎样处置因为唐朝内乱不断入侵的周围少数民族？打仗需要钱，议和需要钱，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文宗的祖辈对于“赚钱”各出招法，几乎竭泽而渔，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由他腾挪辗转。

安史之乱中，肃宗皇帝靠出卖僧人和道士的度牒、官爵与空白告身筹到第一笔钱。而后，向江南与四川的富商征收额外的税。再后来，铸造含铜量不够的钱币，靠通货膨胀聚敛财富。另外，向盐、铁与酒的消费征收附加税。

肃宗的孙子德宗皇帝，变着法儿改革税制，绞尽脑汁要从民间征得更多的财富。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50]，而后，又陆续实施了借商[51]、僦（jiu）质[52]、税间架[53]、算除陌[54]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政策。结果是建中三年（782年）长安工商户集体罢市，千万百姓拦住下朝的宰相诉苦，宰相不堪百姓的愤怒快马加鞭地逃跑；下一年，泾原兵将叛变，一路闯进长安皇宫，一向忠诚于朝廷的百姓袖手旁观——叛军说了，他们不征商。

德宗的孙子宪宗二十七岁继位，咬着牙要与河朔三镇掰手腕，从元和元年到元和十四年（806—819年）对六个藩镇发动了七次战争。天下户口三百三十多万需要供养八十余万军队的开支。能够纳税的户口多集中在四川与江南，大半税物需要依靠运河由南方转运。在艰难的运输过程中，损耗严重，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漕米从来没有被运达。

宪宗以十四年漫长战争的代价获得历史“中兴”的评价。宪宗死后，留给他的儿子穆宗的除了收复河朔三镇的光荣，还有源源不断地需要用钱喂饱的大规模军队。为了减少军费开支，穆宗实行了“销兵”的政策。被切断财富来源的方镇大大小小的军阀因此兵变，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而皇帝们再也没有钱像宪宗时一样强硬地发起统一战争。

穆宗之后继位的唐敬宗是文宗的大哥，爱玩，放肆，用尽做皇帝的便利。丢下一个几乎毫无修补的烂摊子给弟弟。

唐文宗像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妇，捉襟见肘了，却依然想要维持该有的体面。史书里总是充满同情地记下这样无奈的场景：江淮水灾旱灾相继，屡屡在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关中平原丰收，因为沉重的赋税，日子依然很难过。年轻的皇帝爱写诗，他常常登上已经衰败的曲江池，念起杜甫的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在杜甫的诗里，曲江四岸有行宫台殿、百司官署，杜甫在冷清的宫殿寻找昔日的繁华。到了文宗这里，承载杜甫对昔日曲江池怀念的那些宫殿台阁甚至都已经不在，唐文宗想做一个繁华的旧梦，但距离太远，梦也不成。

大和七年（833年）年底，二十八岁的文宗皇帝忽然中风。从此身体时好时坏，不复当初。大和九年（835年），感到时不我待的文宗皇帝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向掌神策军权的宦官群体开刀。他信任的人，一个叫郑注，一个叫李训。

三

大和九年（835年）十月，李训与郑注首先策划毒杀了拥立文宗的宦官王守澄。郑注对皇帝说：请让我负责王守澄的葬礼，到时候我带着壮士数百，手拿大棒，怀里藏斧，召集中尉以下所有的宦官一起去给王守澄送葬，把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杀掉。

李训为了与郑注抢功劳，与他的党羽一道策划了另外一出除掉所有宦官的计谋。十一月，文宗在紫宸殿听政。百官站定后，负责警卫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没有按规定报平安，反而对着文宗奏报：左金吾衙门院子里有石榴树，夜里凝结有甘露。这是吉兆，我来祝贺陛下。奏报之后，又郑重其事跳起拜舞，仿佛天降祥瑞。李训的党羽乘机帮腔，煽动群臣一起去看看真假，然后再来向皇帝确认。皇帝按照事先练习好的台本说：哪里需要你们去呢？于是转头对身边的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说：麻烦两位先去确认。仇士良到达左金吾仗院，看见韩约神色惊慌，大冷天额上却流汗，已经感觉异常。他一面问将军怎么了，一面仔细观察：一阵风吹起帘幕，帘幕下露出了士兵重甲带刀的脚。仇士良一惊，转头，却已经有人要关上大门。他连声惊呼，带着宦官破门而出，回到紫宸殿抬起皇帝就往北边宣政门里跑，一边还喊着：李训宫变了！李训一把抓住抬着皇帝的肩舆，大叫：臣奏事还没完！仇士良指挥宦官抬起皇帝就走。一路上朝臣拉着宦官，拳打脚踢抢夺皇帝，依然没有能够把皇帝从宦官手里抢下。

控制了唐文宗的仇士良立刻发动神策军五百人在皇城里提刀追索参加谋划的朝官。宰相王涯等人正在吃饭，忽然有人大喊，宫里来了军队，逢人就杀。两省官员、金吾卫和仆役争相逃跑。很快神策军关闭宫门，各司办公室的印章、图籍、帷幕、器皿都被一通乱翻，横尸流血，狼藉涂地。没有逃出的六百余人都被杀死。

这年冬天，长安的天气特别冷。敏感于天意的朝臣提醒皇帝，这都是因为过多的杀戮。皇帝却不敢要求宦官不要再杀人。这是后来提起唐文宗最常被提起的“甘露之变”。

从此，文宗作为皇帝进入了垃圾时间。文宗皇帝的名字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了一个懦弱的记号，他所有振兴朝政的努力都淹没在这次事变里。千百年后的人们提起他最常记起的不是他的勤俭、忧虑，而是他成为李唐皇室一个被“家奴”控制的傀儡皇帝。

唐文宗对自己失败的不满全部变成对儿子的期待，仿佛只要他头悬梁锥刺股就可以了结这个笼罩李唐王朝七代人的噩梦。但开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他的这个儿子，在宦官、宠妃以及他自己的逼迫下，甚至没有命来答这个题。

文宗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年幼的陈王李成美被立为太子。不过，掌握着神策军的宦官仇士良认为颍王李瀍（chán）是更合适的人选。太子的人选是朝臣定下的，这是朝臣与宦官的又一轮对权力的角斗。宦官甚至没兴趣参与——仇士良选择放弃“太子”这个鸡肋一般的储君，他要把李瀍直接推上皇位。从文宗的爷爷唐宪宗时起，不论太子是谁，最终成为皇帝的人选一定由掌握神策军的宦官决定。气定神闲的仇士良只等待皇帝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