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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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被诬告的礼部苏尚书（第2页）

东坡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字叔益）归钱塘，吴安诗（字传正）作《枯木歌》，黄寔（字师是）出任两浙刑狱，以及东坡先生将自己的端砚及墨赠给好友范祖禹，文同去世十四年后，东坡又在吕陶（字元均）家见到了大表哥的亲笔画《槎竹图》等等，都有诗词唱和。吕大临（字与叔）卒于去年五六月间，东坡先生为之作了挽词，还为晁说之的《考牧图》作了诗。

忙完这些，苏东坡上奏《上圆丘合祭六议劄子》，认为圆丘合祭符合天地之心，不应再有什么更改。接着就高丽使者在境内卖书的现象三次上书朝廷，要求严加制止，不然将会沿袭成例，给增加民间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吕希哲（字原明）除右司谏（七品，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赵令畤以颍州签判出任光禄寺丞。而时任太中大夫、中书侍郎的范百禄被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原因是朝中有人说范百禄实位中书，岂有同罪异罚之理。且范百禄援引亲党，与苏东坡、苏辙结为朋比，徇私害政。

范子奇（字中济）将出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东坡先生与钱勰、范纯仁、王钦臣等饯于信安西园，几个人分韵作诗以贺。宋时的庆州属永兴军河中府，据说郭子仪镇河中日，河甚为患，子仪祷河伯曰：水患止，当以女奉妻。已而河复故道，其女一日无疾而卒。子仪以其骨塑之于庙，至今祀之。

就在苏东坡忙于公私事务之际，以礼部尚书的名义向朝廷上书关于居丧婚娶条例的修改事宜时，监察御史黄庆基、董敦逸开始接连上疏乞请朝廷减杀川人太盛之势。

四月初七，苏东坡又与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一同向皇上上奏了整理校正唐朝宰相陆贽的所有奏议，以便陛下放在座位旁边随时观览，就像见到陆贽本人一样。

雍丘令米芾来书，说他们县上地里的麦叶都被虫吃光了，而麦穗却都还完好无损。

正好金部郎中（尚书省金部曹长官，与“金部郎”互称） 张元方来访，说自古以来麦豆不曾有虫，有虫本就是奇事，既然虫吃了麦叶，麦穗就会受损。所幸有一种小甲虫，看见麦叶上的虫子就会上去咬断它的腰而去，民间把这种甲虫叫做“旁不肯”。

次日，李方叔、李端叔、秦少游来访，此时东坡先生已经入住东阙的宅第。

四月十五，朝中传来了监察御史董敦逸罢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的消息，朝野上下皆知此二人被罢皆是由于诬告尚书右丞苏辙与吏部尚书苏轼所致。其上奏的措辞为：

“ 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置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礼，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祜势曲法，务与其兄弟为肘腋，以紊乱朝政。”

可见董、黄二人的用心之险恶，用语之歹毒。他们还在苏东坡历来所行的勅文中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对朝廷的不恭之语，试图将苏东坡置于死地。

面对这种局面，苏辙也不甘任人宰割，他联合吕大防对黄庆基的诬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苏辙奏道，黄庆基所言苏东坡所撰李之纯等六人的诰文对神宗皇帝构成毁谤，其用意纯粹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苏东坡也亲自上了辩解的劄子，说此前对于朝廷流放的那几个奸臣的告词，都是原来所下达的谕旨，自己绝不敢有所增减。

对于陆师闵告词中的“百般扰民，怨声载道” ，黄庆基说是在诽谤指斥朝廷，东坡辩解称这份告词本不是自己写的，中书省那里有存底，也有签名，可以派人去核对。另外，如黄庆基所奏自己在颍州乱用官府钱财之事，所有用度都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派人核查。至于说自己在宜兴县强买曹姓人家土地之事，当时已经申报尚书省。自己填列皇上的侍从之列，知道曹家是为了图财才告发的，当时自己已经允许他们原价赎回了。案卷现在还在户部，完全可以派人去详查。

苏东坡的极力辩解，最终得到了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专门派门下侍郎苏辙前往苏东坡处宣读了无罪的谕旨。东坡先生听到谕旨后，“感恩之涕，不觉自零”，决心“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